年，医院保健科医务人员正在给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王宝琴摄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最便捷的方式，是现代人的常识。从呱呱坠地起，几乎人人都要接种疫苗，已是伴随孩子成长必不可少的一步。
截至年，我国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接种疫苗，中国消灭了天花，通过了无脊髓灰质炎的证实，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有效控制了麻疹、白喉、百日咳、乙脑等传染病。
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回首中国防疫史，只有新中国真正实现了战胜传染病的一次次奇迹。这样的奇迹绝非理所当然，它的背后，有疫苗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研发培育和以身试药的献身精神，有卫生防疫人员跋山涉水的艰辛困苦，更有新生的人民政府全民动员、消灭瘟神的气魄和壮举。
唯一被消灭的病毒
年12月，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确认，年在索马里发现1例天花病例后，全球再未见天花病例。据此，委员会在全球消灭天花认证书上用六种文字写道，我们证实消灭天花已在全世界实现。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章以浩代表中国在认证书上签了字。
年12月，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章以浩在全球消灭天花认证书上签字。
天花，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上第一个被消灭的病毒，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人类彻底消灭的病毒。在中国防疫史上，天花也是第一个被消灭的病毒，年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痊愈后，中国彻底消灭了天花，比全球足足提前了16年。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疾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感染天花的人即便侥幸逃脱死亡，也会留下一脸麻子。“这种传染病危害人类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疑似天花留下的瘢痕。”研究新中国卫生防疫史的历史学博士肖爱树教授介绍，我国有关天花的记载，始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至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侵袭的痕迹，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
如此恶名昭著的天花病毒，最终向人类缴械投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牛痘疫苗诞生前，中国古人在与天花的长期抗争中发现，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者可以终生不再患天花。基于此，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其实质与今天的疫苗免疫原理相同，就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使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
中国人最早发明人痘接种术，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人痘病毒的近亲，牛痘病毒感染人以后产生的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这也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加安全的原因。
琴纳的牛痘疫苗接种法逐渐在全世界推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vaccine”（疫苗的英文）一词作为医学术语使用的人，这个单词的前缀“vacc”在拉丁文中就是“牛”的意思。
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牛痘施种局已经不少。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洋痘”的经历。“洋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非外来的牛痘苗，而是利用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乐署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正是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战胜天花的功臣“天坛株”。
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年2月，一名西北军士兵刘广胜，约25岁，患天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痘苗医院取患者带脓的疱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又将从猴体上取得的疱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疱作为生产痘苗用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
“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的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然而，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在《我的种痘》中，鲁迅先生回忆了在北京的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校医前来种痘……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脱去衣服，点上四粒痘浆……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知识青年尚且如此，广大百姓对种痘的态度可想而知。据资料记载，年北京种痘者仅27人，年为人。哪怕是种痘更为普遍的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而言，这个人数远远不够。
种痘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的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暴发了天花疫情，仅从年12月到年2月5日（当年农历除夕）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上海全市就出现了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年1月至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人，死亡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关于如何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
10月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痘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即于春季天花已经流行之后才开始发动种痘。”10月12日，卫生部又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应由出生后六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岁时，应各复种一次，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各复种一次。”
出生后六个月种痘，是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为什么间隔六年要复种一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专家赵铠解释，“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痘后，在六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或者不得天花，随着年龄增长，所产生的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他的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十八岁后就不接种了。”
轰轰烈烈的种痘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百废待兴，国家贫困，但为了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种痘一律免费，种痘所需要的人工、牛痘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仅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痘员，设立种痘站，组织巡回种痘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痘运动。这些种痘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痘，到了年，全国累计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痘率在90%以上。
年，北京市第一通用机械厂医务人员为了节省工人的时间，在现场为工人种牛痘。王一波摄
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痘人员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痘人员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得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省气候炎热，防疫人员发明了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芯，然后把痘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去种痘。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痘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痘是小孩的事，但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痘年，种痘与不种痘都要出天花”。今年87岁高龄的黄素娟，从年开始就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担任预防接种工作几十年的她，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一次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就觉得我没病干吗给我打针，挺晦气的，倒霉，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
正因如此，卫生宣教是种痘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痘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关于种痘的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痘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了43万幅，足见其流传之广。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及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
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痘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年江苏省兴化县种痘大队的刘歆曾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我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痘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痘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一脸的麻子，性格很开朗，他在群众会上主动现身说法……”
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痘运动，使全国的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一年多以后，半年前还在流行天花的上海，彻底消灭了天花。年，全国有天花病例的省份减少到了13个，天花病例从年的4万多人下降到了例。
最后一例天花患者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委员、北京生研所原所长章以浩在《全世界和中国根绝天花的历史事实、基本经验及启迪》一文提到，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及云南3个省级地域内发生病例。”
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其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长达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的现象十分常见，当时这些相邻的国家尚未消灭天花，这就导致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的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
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以加强免疫。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未引起天花流行。
年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天花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外，又于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即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初种，同时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六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就相当于全国居民每六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
黄素娟的记忆与修改后的种痘办法一致，她告诉记者，从年开始在北京防疫站工作，到年退休，她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就停止了种痘。”
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实行接种痘苗的办法。在此之前的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而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1例天花病人是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的胡小发。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斑岳寨有天花流行，这个寨子的一名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将天花传染给了我国一名11岁女孩，该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亢寨引起胡小发患病。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
胡小发痊愈后，天花真的在我国灭迹了吗？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我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尚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1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麻脸调查，麻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所谓痘疤调查，就是通过痘疤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
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等，只需核实一下。一般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
麻脸调查就比较难了，赵铠院士当年参加了这项调查，他回忆，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外，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站在电影院门口，“看有没有麻脸，发现麻脸就把他请过来，跟他了解，做记录，通过当地人做翻译……”
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盟和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人，其中名有麻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及拉萨市调查了人，其中人有麻脸，其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年以前发病的，年代初之后，天花确已在我国绝迹。
年12月，世卫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
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
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暴发。年，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人突然瘫痪，还有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变瘫了，变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怪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南宁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得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脊灰）。
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彼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痘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
年至年，北京生研所的闻仲权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时间。
年，顾方舟率队赴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左起依次为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和蒋竞武。
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闻仲权，成都生研所的蒋竞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疫苗（活疫苗）。
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因为安全，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它的毒力可能返祖，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毒力？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毒力返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
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后，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算过一笔账，据他在《一生一事》一书中的口述，“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得补打第四针。我们中国有多少孩子，一年就有一千到两千万新生儿，光是这个经济账算下来，我们中国承担不起。咱们中国一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第二用死疫苗，你得组织生产，生产疫苗得多大规模……第三你得培训一支防疫的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
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年初，万份脊灰减毒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
试生产的疫苗安全、有效吗？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问题，但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十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年出生，还不到1岁，于是，作为组长的他主动提出，“我孩子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
这个让孩子试药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有人不以为然，但《一生一事》的作者、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范瑞婷对此感慨不已：“我去年当了母亲后，越发觉得顾老他们当年的举动感人。让孩子去冒险，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太煎熬，不忍心。记得顾老说服疫苗后的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去的。”
晚年的顾方舟和访问者范瑞婷
幸好，孩子们试喝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都顺利通过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次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十几个城市，跟各地的防疫站合作，让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使用。最后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一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无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
疫苗有了，但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简称“昆明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今天，昆明所已是我国最大的脊灰减毒疫苗研制生产基地，但它当年的起点——玉案山上的花红洞，却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
选址在这里，一是因为生产脊灰疫苗需要大批猴子，云南的猴子多，比北京方便；二是备战备荒的年代，“云南很小心，市内的和近郊的土地不敢给”，“就怕打起仗来，这些地方用来备战备荒。”
玉案山上什么都没有，附近只有一个傣族村庄，花红洞更是一片荒芜，没有房子，没有路。范瑞婷告诉记者：“那时昆明还没通火车，医学科学院曾经约谈过其他同志，没人愿意往这个偏僻的山沟里钻，最后顾老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
位于玉案山花红洞的昆明所初建时期，职工自己修路。
昆明所初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顾方舟带着这些科研人员，饿着肚子一边搞科研工作，一边干体力劳动，修路、建实验室、盖宿舍。人都吃不饱，还得给猴子盖猴舍，天天喂苹果、喂蔬菜。范瑞婷讲了一个细节：“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又需要冷藏，医院租冷库，需要时工作人员就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年最早一批来到昆明的科研人员之一赵玫回忆：“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我们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
就这样，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三批合格，产品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
“四苗防六病”
年，黄素娟刚开始在北京防疫站工作，那时脊灰疫苗还是个新鲜产物。她记得，北京最早接种脊灰疫苗是试验性的，“一瓶一瓶的红色液体”，接种时“捏着小不点们的嘴巴，往嘴里一滴，就完事儿了”。“大约是年到年，更多的疫苗生产出来了，但一开始疫苗还是不够，我们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对6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
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几乎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原来，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不仅孩子们爱吃，而且糖丸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我国偏远地区推广接种。年，昆明所与上海信谊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二年冬天生产了0万人份的糖丸。之后生产量逐年增加，由每年生产各型疫苗约万剂量，增加到年的多万剂量，年后更是达到年均1亿人份剂量。
不仅是脊灰疫苗供应量逐渐增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越来越多的疫苗实现了量产，新的疫苗品种也陆续研制成功。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仅有两个实验室生产供应，年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陆续建成后，每个所都有卡介苗专用实验室生产卡介苗。年我国研制的麻疹活疫苗试制成功，比世界上第一株麻疹活疫苗仅晚了两年多，第二年麻疹疫苗开始在全国大批量生产。
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麻疹组工作人员在制备麻疹活疫苗。叶用才摄
接种卡介苗的宣传画
随着各种疫苗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季节性、突击性的预防接种方式，尝试有计划地按程序接种疫苗。在黄素娟的记忆里，从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市已经尝试按照免疫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她告诉记者：“那时我们防疫站的经费每年一共30多万元，买疫苗就要占一半还多。”“孩子们一出生就要打卡介苗、种痘，后来种痘取消了，脊灰疫苗足够多之后，也开始按程序接种。另外还有乙脑疫苗、百白破、流脑疫苗等，我们当时自己叫‘计划接种’。”
这样“计划接种”，大大降低了北京市的这些疾病发病率。黄素娟说：“过去冬天闹麻疹，春天闹流脑，夏天闹乙脑，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医院都住满了。按计划接种疫苗后，就看到发病率逐年明显下降，现在这些病已经很少见了。”而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因“计划接种”实现无脊灰、麻疹、白喉的县和地区。
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北京疾控中心免疫所原所长、主任医师孙美平告诉记者：“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年后改称免疫规划），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
最早列入计划免疫的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四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求，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
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EPI）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参加EPI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却与EPI异曲同工，甚至有的地区的实践活动比EPI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
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讲，也就是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孙美平向记者解释：“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
对此，黄素娟举例说，北京最早接种脊灰疫苗时，规定8月龄孩子第一次接种，后来经过本地流行病学调查，发现2个月大的孩子就有感染脊灰的，“虽然2月龄孩子接种脊灰疫苗后阳转率不如8月龄高，但是能保护一个孩子是一个呀”。据此，北京市把首次接种脊灰疫苗的年龄调整为了2月龄。此后，全国也陆续跟着北京调整，直至今天，孩子们仍是2月龄开始接种脊灰疫苗。
孙美平也谈到了脊灰疫苗，“我是50后，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为什么？这要说到疫苗的不良反应。糖丸疫苗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如果服糖丸前没有被发现，服用之后极个别孩子会发生肢体的麻痹，用家长的话说，我的孩子‘不吃糖丸不得病，吃了糖丸麻痹了’。近些年通过全世界大量的监测数据发现，‘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的发生率虽然是百万甚至两百万分之一的低概率，但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这样的事情。因此，根据世卫组织的要求，我国自年5月1日开始，所有孩子第一剂不再服用脊灰减毒活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死疫苗）；第二、三剂仍然口服减毒活疫苗，但是剂型变成了液体滴剂，不再是固体的糖丸。”
孙美平所说的这个改变，其实也是糖丸的发明者顾方舟一直挂念的事情。范瑞婷告诉记者：“最后一次对顾老做口述史访谈是在年，他满心忧虑，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死活疫苗’两派没有争论出明确的结论，考虑到国情我们采纳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国也实现了无脊灰的目标。但他一直担忧这些自身免疫缺陷的孩子，开会时也向卫生部反映过，至少先打一针死疫苗，可是我国人口众多，一针涉及的资金、疫苗供应量也相当大，改变并不容易。”
如今，顾方舟的愿望终于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今年年初，我国再次调整脊灰疫苗的免疫程序，规定所有孩子第一、二剂都接种灭活疫苗，第三、四剂口服减毒活疫苗。这样就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的发生。”孙美平说，“所以现在家长们带孩子接种脊灰疫苗时，会发现医生有时是打针（死疫苗），有时是拿一个内有疫苗液体的塑料软管，往孩子口中滴两滴（活疫苗）。”
乙肝疫苗的免费
每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两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耳熟能详的疫苗。但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继“四大王牌”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五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
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孙美平告诉记者：“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
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由于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乙肝疫苗。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HBsAg）的发现才得以解决。
什么是乙肝表面抗原？为什么它可以解决乙肝疫苗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庄辉耐心地对记者解释：“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三种病毒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两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即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
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年，医院检验科主任的陶其敏，在实验室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疫苗”。由于没有条件进行动物试验，她像众多的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
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铠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六五”期间（年至年），乙肝血源疫苗的研制及中间试验（即现在的三期临床试验）被列为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据担任攻关负责人的赵铠回忆：“我们合作攻关是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就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因为当时做的疫苗，我们在哈尔滨做观察……疫苗的纯度不好，还有病毒的颗粒。”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
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万人份左右。
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将新生儿作为重点接种对象，是因为母婴传播是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新生儿时期感染乙肝病毒，90%以上要发展成慢性，但成人感染乙肝病毒仅约5%发展成慢性。
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庄辉院士介绍：“第一，由于乙肝表面抗原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液中提取的，定期并大量采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液，对携带者的健康不利；第二，不能排除乙肝病毒携带者可能还携带其他未知病毒，受种者有感染其他病毒的潜在风险；第三，生产疫苗的工作人员在生产过程中接触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液，可能发生意外感染；另外，产量低，成本较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这些原因都决定了乙肝血源疫苗只能作为过渡产品。
“七五”期间（年至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最终，有两种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研制成功，遗憾的是，两种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年，经国家计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与美国默克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以万美元的价格从默克公司引进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一种）工业化生产技术。
万美元对于当时我国的卫生防疫经费而言不算少，但对默克公司而言，也确实是相当低的价格。庄辉院士告诉记者：“我国政府为引进此技术所支付的费用均用于美国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协助建设疫苗生产线、培训生产人员，以及我国生产疫苗人员去美国考察和学习等。”
与我国当年手工作业的生产工艺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的确大大提高了疫苗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量可达万剂；生产出的疫苗效果也更优，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
有了充足的疫苗，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庄辉院士说：“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龄和6月龄时各接种1针乙肝疫苗，但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年，50名专家联名给国家建议免费给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年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
我国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发展历史
、、年我国不同年龄组乙肝表面抗原（HBsAg）流行率
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我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年的9.27%降至年的0.32%，下降了96.7%，年估计为0.2%。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年的1.2亿例减少至年的万例。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人们熟悉的14种疫苗预防15种传染病的局面。
免疫规划取得的成绩，没有人能够忽视：消灭了天花；通过了无脊髓灰质炎的证实；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麻疹发病例从年的超过万例，下降到了年的不到例；白喉病例在年高达15万余例，年后没有报告病例；甲肝发病率从年的55.69/10万，降至年的1.4/10万，处于历年最低水平……
“事实证明，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点讲，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谈到对免疫规划的理解，孙美平这样说。年，国家卫健委在回答关于“免疫规划40周年”的有关问题时则表示：“免疫规划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的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期待新冠疫苗的诞生，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
遗憾的是，近些年发生的一些疫苗负面事件，影响了公众对疫苗安全和疫苗接种的信心，导致一些儿童家长犹豫甚至拒绝接种疫苗。对此，作为从事预防接种工作30多年的健康科普专家，孙美平想告诉大家：“在犹豫、等待的过程中，孩子就可能会暴露在病原之下，就有可能被感染得病。”对于疫苗质量，她特别补充说：“不要因为个案，失去对我们国家疫苗的信心。我们国家对疫苗执行两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一个是国家药典标准，另一个是疫苗的注册标准，每个疫苗都有唯一的注册号。国家药典每五年升级一版，每升级一版，疫苗的生产标准就会更加严格。我国疫苗总体的监管水平已经达到世卫组织标准，年以来，两次通过了世卫组织的疫苗管理验证。”
事实上，目前各国竞相研发的新冠疫苗，也正在增加公众对国产疫苗的信心。正如撰写了《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的江永红所分析，在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中，中国的速度和成果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疫苗的整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中国就有至少6个团队的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承担研发的灭活疫苗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临床三期试验，各项进度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产疫苗，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江永红著《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范瑞婷访问整理《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赵铠、章以浩主编《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等
感谢北京疾控中心、国家图书馆、国药中国生物对本文采访的帮助。
文
杨丽娟
图
庄辉、北京日报图片库、《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等
编辑
杨丽娟